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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以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动员符号抵御外患同时达到了团结境内各民族团结的效果, 一旦外患的因素消失或不再作为主要的环境因素, 用民族关系作为处理国内关系统一性的符号就显得捉襟见肘, 民族国家理论的双刃剑效应就会显现出来。
在2004年我国《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该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认定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违反行政许可行为在什么条件下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对我国《刑法》225条规定的违反许可的非法经营行为应如何理解？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3]这些特殊业务都是国家垄断经营的业务，其他经济经营主体不得进入，因此，违反许可从事这些特殊业务，具有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的性质，具有违法性。
这些非法经营行为，我国学者称为非法经营业务行为，以此区别于该条第1项的非法经营特殊物品行为。(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对于普通许可，如果应许可而未获许可，其行为一般构成违法，但其违法行为有区别形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必要。因为刑法有明文规定，所以对虽然在性质上不是走私但拟制为走私行为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就违反国家规定而言，擅自分装农药行为不能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
二是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走私的货物、物品。虽然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经营罪时，我国《行政许可法》尚未颁布，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我国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实际的行政许可活动。如莎士比亚在《查理二世》中所言，我的荣誉即为我的生命，合而为一。
一般而言，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范围的扩展而衰减。实际上，删除仅仅是满足被遗忘权的措施之一，甚至不是主要措施。信息处理者进行处置后，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信息主体，并说明处置的方式和理由。第二，以文字为代表的知识为特定阶层所垄断，信息记录只关注社会权贵阶层，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删除作为实现被遗忘权的方式具有终极性和谦抑性。2009年, 欧洲人权法院在Segerstedt-Wiberg and Others v. Sweden 一案[42]的判决中强调，当合法收集和处理的信息根据情势的变化不再有必要时，继续储存该信息就会造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侵害。
因此，需要在数据最小化、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等方面做出努力。例如，即时位置信息在定位技术出现之前没有实际意义，而现在位置信息已经成为可收集和被处理的对象，并可以从中找寻人的行为轨迹甚至预判其行为模式。被遗忘权与名誉权之间的差异性显然是巨大的，因为被遗忘权所调整的并非是虚假的、有损主体应有社会评价的信息。第一，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去中心化。
[24]在此基础上，保罗·利科提出了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的概念，认为个人生活语境可视化的进程包括本性（character）和自我保持（Selbst-St?ndigkeit）两个方面。相较而言，被遗忘权与信息自主权的关系较难厘清。一审法院认为, 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因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4]参见万方：《终将被遗忘的权利——我国引入被遗忘权的思考》，《法学评论》2016年第6期，第161-162页。
第三，已为他人所转发的自主发布的信息，或者第三方来源信息，超出了信息自主权的范围。（六）侵害被遗忘权的责任 信息处理者未能履行前述各项义务的，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14]因此，被遗忘权的权利化即为对社会相关价值判断的回应因此，第16条到第18条形成了以删除权（被遗忘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而第19条则明确了信息主体行使上述权利时信息处理者所负有的通知其他相关信息披露者的义务。
信息与其背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分离，脱离其原有语境。2009年，牛津大学教授Viktor Mayer-Sch?nberger指出，信息的数据化和对个人生活的揭露，将永远把我们和过去的行为捆绑在一起，在实践中使我们无从逃避。三、信息价值与目的性限制 对于被遗忘权的构成，《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收集和处理目的已不再有必要，但对如何判断此种不必要则将决定权交给了数据保护机关和法院。例如，在谷歌案之后，欧洲媒体如Guardian、El Pais及法国电视台网站规定，15年之前的信息，除涉及严重犯罪者外均将被消除检索。在不影响研究目的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取匿名化等措施使信息与其主体脱离，并对信息的使用和传播采取限制措施。此类信息的即时和历史价值已低于信息主体的人格价值，其处理、传播和使用应受外部干预，否则将形成一种价值的倒错，而这正是被遗忘权得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48] 影响信息生命周期的首要因素是时间。再次，现有立法规定了信息处理的目的有限性原则。
[48] David G. Hill, Data Protection: Governance, Risk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CRC Press, 2009, p.57. [49]参见注[19]，第122页。只有数据安全了，个人隐私才有保障。
[51]如新闻媒体对某街区发生抢劫案的报道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安全现状，以作出避免前往该区域的决定。第一，根据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被动产出的信息（如登陆身份信息、地址定位信息等）、主动产生的信息（如微信朋友圈消息）。
这是一个社会记忆和遗忘的自然选择过程。当信息处理价值低于主体人格价值时，被遗忘权即有适用之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遗忘权是对身份特质权的崭新发展。[68]张恩典：《大数据时代的被遗忘权之争》，《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4期，第73页。
网络时代改变了信息处理与传播的既有模式，导致了信息生命周期与其价值的严重偏离，导致陈旧过时、脱离场景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产生困扰。其中，第16条至第18条规定的三种权利是相互关联的。
本案争议为谷歌公司是否应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关于原告因过去欠缴社保而被拍卖住房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对于信息处理者的决定可寻求司法救济。
第一，被遗忘权与表达和信息自由的冲突。通过信息衰退（遗忘）获得谅解、维持和改变人格特质以及维持人格尊严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期以来的利益需求，追求此种机制的复原则成为创设被遗忘权的动因。
[8]删除权针对的是缺乏法律基础的信息，以排除对信息的不法收集和处理。如在后续的调查中，已经排除了某嫌犯实施抢劫的可能性，此时必须对信息的准确性、关联性与语境的关系等进行确认。[35] （三）保护人格尊严的需求 被遗忘权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对以荣誉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必然结果。知识价值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逐步消减，但不会像通讯信息那样急速消失，其信息处理价值与主体人格价值之间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分析。
此时，信息即应受到目的性限制规则的限制。欧盟于1995年颁布了《关于保护个人数据和此类数据的自由流动的指令，95/46/EC》（以下简称《数据保护指令》），该指令虽然没有规定被遗忘权，但其中的目的性限制原则（第6条）、删除权（第12条b）等条文，已成为探讨被遗忘权的源头。
[22]身份既包括个人的自我主体性认识，也包括他人的认知，其构建是一个双向的进程，需要身份主体与他人之间相互交涉。（四）以信息价值为基础重构被遗忘权的重要意义 虽然笔者在整体上认为我国应当承认和规定被遗忘权，但是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被遗忘权立法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作为我国立法的蓝本。
修正权是对不准确信息的修改，其实质是删除权的一种较为缓和的表现形式。被遗忘权主要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一种手段，将其归入个人信息权的范畴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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